【大企业税收评论】OECD测算: “双支柱”改革将增加全球公司所得税收入

OECD测算: “双支柱”改革将增加全球公司所得税收入

张旋  大企业税收评论

【《大企业税收评论》精选】据OECD测算,“双支柱”改革实施后,全球每年将增加公司所得税收入470亿美元~810亿美元。增收主要来自“支柱二”通过设置全球最低税率,让跨国企业承担不低于一定水平的税负。

自2015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布应对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BEPS)行动报告一以来,应对经济数字化带来的税收挑战逐渐成为BEPS行动计划和BEPS包容性框架的最优先事项。2020年10月,BEPS包容性框架提出包括“支柱一”“支柱二”蓝图报告在内的工作方案,为解决经济数字化带来的税收挑战提供共识性方案基础。

“支柱一”聚焦设计新的联结度规则,向市场国分配更多的征税权和剩余利润;

“支柱二”聚焦设置全球最低税率,以确保跨国企业承担不低于一定水平的税负,解决剩余BEPS问题。

此份工作方案还包括了OECD秘书处对“双支柱”提案所作出的经济影响评估。

该经济影响评估属于事前评估,所采用数据来源于200多个税收管辖区,也是现阶段能获取的公司和国别层面的最佳数据。但由于基础数据主要取自2016年~2017年间,时效上仍有局限性,且所作评估也是基于“双支柱”提案的简化假设,以及对跨国企业和各国(地区)政府反应的推测,因此,评估结果与实际执行会存在一定差异。

“双支柱”提案对税收收入的影响

据测算,“双支柱”改革实施后,全球每年公司所得税收入将增加1.9%~3.2%,为470亿美元~810亿美元。如果将“双支柱”提案与美国全球无形资产低税收入规则(GILTI)合并起来考虑,则增收幅度将达到每年560亿美元~1020亿美元,占全球公司所得税收入的2.3%~4%。实际收入数据取决于“双支柱”提案的最终设计、参数设定、执行程度、跨国企业及各国(地区)政府的反应程度,以及未来经济发展状况等因素。

“支柱一”的税收效应。受数据和计算方法所限,对“支柱一”的经济影响评估仅限于“金额A”,即改变联结度规则,不再完全根据企业的实体存在征税,使征税权在不同税收管辖区之间重新分配,将自动化数字服务(ADS)和面向消费者业务(CFB)征税范围内跨国企业的部分剩余利润分配给市场管辖区或用户所在地。这部分剩余利润的新征税权,按公式法在跨国企业集团层面计算,将使全球公司所得税收入小幅增加50亿美元~120亿美元,占全球公司所得税收入的0.2%~0.5%。

“支柱二”的税收效应。据测算,“支柱二”将是全球公司所得税收入增加的主要来源。通过建立一套相互关联的国际税收规则,确保所有大型跨国企业至少缴纳全球最低水平的税收,从而抑制跨国企业逃避税行为。目前全球最低税率仍在讨论之中。“支柱二”实施后,预计每年全球公司所得税收入将增加0.9%~1.7%,为230亿美元~420亿美元。加上因为实行全球最低税率,跨国公司放弃将利润转移到低税地,由此间接增加的税收收入,合计每年全球公司所得税将增加1.7%~2.8%,为420亿美元~700亿美元。

总体而言,如果“双支柱”提案实施,低、中、高收入水平的经济体都将从中获益,三者的增收幅度大体相当。其中,“支柱一”的实施,将使中、低收入经济体获益更多。因为在现阶段,中、低收入经济体从跨国企业剩余利润中所获取的税收收入比较少,重新分配征税权后将会增加其税收收入。“支柱二”的实施,会使高收入经济体获益更多,因为当跨国公司所在的低税地不行使主要征税权时,将由其他管辖地行使税收补征权,而这些管辖区往往是高收入经济体。

“双支柱”提案对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影响

总体上,包括“双支柱”提案在内的多边解决方案,将为全球投资和经济增长创造更加有利的环境。

据测算,“支柱一”主要影响大型、高盈利跨国企业的数字化和无形资产密集型部门,“支柱二”主要影响涉及利润转移的跨国企业。“双支柱”提案可能导致跨国企业的平均税后投资成本小幅上涨,从而给投资活动造成负面影响。但从中长期来看,这种负面影响非常轻微,预计低于全球生产总值(GDP)的0.1%。

但同时,“双支柱”提案将通过难以量化却十分重要的途径,支持全球投资和经济增长,这将部分甚至全部抵消其带来的轻微负面影响。尤其提案通过强化基础设施、教育水平、劳动力成本等非税因素在投资决策中的重要性,以及提高税收确定性,从而影响税法遵从和管理成本,提高资本全球配置的效率。

OECD还指出,如果缺乏以共识为基础的解决方案,数字服务税等单边税收措施可能会激增,导致破坏性的税收和贸易争端的增加,不利于税收确定性和鼓励投资,给跨国企业和各国(地区)政府增加额外的税法遵从和管理成本。在最坏的情况下,这些争端可能使全球GDP减少1%以上。

疫情危机对“双支柱”提案的影响

从短期看,受疫情影响,跨国企业盈利能力下降。因而,“双支柱”提案预期产生的税收收入有可能减少。

从长期看,疫情加剧了经济数字化趋势,使应对数字化带来的税收挑战的必要性进一步凸显,也相应提高了自动化数字服务在“支柱一”中的重要性。

如果BEPS包容性框架不能提供以共识为基础的解决方案,那么数字化趋势加速、疫情蔓延、公共财政压力加大,以及公众对跨国企业税收筹划的不满日益加深,都会增加一些国家采取单边税收措施的可能性,随之而来的税收和贸易争端将抑制投资和经济增长,阻碍经济复苏。

今年1月,OECD举行了公众咨询会议,对来自工商界、民间团体、学术界、非政府组织关于“支柱一”“支柱二”蓝图报告的意见进行讨论。BEPS包容性框架将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完善和简化“双支柱”提案,最终制定BEPS包容性框架立法范本、标准文件和指南、多边评议方法,并拟定“支柱二”多边公约。

今年3月31日,美国拜登政府宣布“美国就业计划”,其中涉及多项公司税改革措施,包括将公司税税率从21%提高至28%。为了支持这一计划的实施,4月5日,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表示,她正与二十国集团(G20)成员国商定全球公司税最低税率,以结束“为期30年的公司税逐底竞争”。欧洲委员会对此表示支持,但认为该税率应当在OECD框架内解决。

按计划,OECD将在2021年年中就“双支柱”尚未解决的关键问题,包括全球公司税最低税率达成协议。

来源:《中国税务报》

作者:国家税务总局机关服务中心副处长、副研究员  张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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