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红星】我在惠普（中国）经历过的哪些税事

我在惠普（中国）经历过的哪些税事

梁红星

我在北京德勤工作期间就曾服务过惠普这个大客户。当时，欧美世界500强企业如IMB、GE、微软、英特尔、摩托罗拉、爱立信、诺基亚、霍尼韦尔等公司刚陆续进入了中国市场。惠普（中国）进入中国比较早，其成立于1985年，是中国第一家中美合资的高科技企业。当时惠普大中华区的税务主管是Steven Shee，他对我的印象非常很好，随后他被晋升，将要去亚太区做税务总监。有一天，Steven给我打了电话说：“惠普中国区现在要招一名税务主管，你愿意来吗？”我立刻回答道：“我愿意！”我愿意挑战自己，再进一步拓展在外企的从业经历。

2001年2月，我入职惠普（中国），任其中国区的税务高级经理。惠普是由比尔·休利特和戴维·帕卡德于1939年创建的，他俩从美国斯坦福大学毕业后，从硅谷一个车库创业起家，就以他俩的名字命名了惠普公司（Hewlett-Packard，简称 HP），随后发展出信息产品、打印及成像系统、企业计算机专业服务这三大惠普全球业务。源于美国硅谷惠普创始人独立科研的创新精神，惠普的企业文化注重人性化，员工之间比较温和亲近，这就是被人广为赞誉的“惠普之道”（The HP Way）。

我去惠普之前就曾听说过“惠普之道”，其中有一个流传较广的故事。在惠普美国总部，企业给员工提供一个非常实惠的职工福利，就是给每个员工一定量的免费汽车加油，而且每次都是由员工自己记录加油的数量。多少年来，加油站的总表数量和每个员工记录的累计数量完全吻合，从无差错。也就是说，从来没有出现过员工多加油、少记录的现象。因为，一个惠普的员工都将自己的记录当作良心的刻度，视之为至高的做人信用。

在惠普(中国)，我也亲身感受到了什么是“惠普之道”，其核心价值观的第一项原则就是：“相信、尊重个人，尊重员工。”在惠普(中国)，没有原始票据的财务审核制度，公司相信每个员工都能按照要求获取真实和合格的报销票据，员工只需要让其直接主管审核业务的真实性后，就可在线提交报销申请，随即公司财务部就会自动将钱打到员工的公务卡上。当然，公司对员工的信任也是有严格条件和约束的。我记得我新入职时，惠普大中华区的CEO-孙振耀对新入职的员工说：“惠普对每个员工充分信任和尊重，同时，也希望每个员工不要辜负公司对你们的这份信任。如果若有员工违反公司的规定，哪怕是欠了公司一毛一分，公司也要不惜一切代价，和你打官司，追到天涯海角！”也就是说，一旦发现员工作弊，该员工就会马上会被开除，还要被追究相关的法律责任。这是惠普公司信誉至上的原则，绝不妥协。惠普（中国）上万员工，自行报销，高效有序，我从未听说过员工有违规报销的现象。

当然，我也感受到了“惠普之道”家的温暖和关切。那时在惠普全球实行的是弹性工作制，虽然在惠普（中国）也规定了上下班的时间，但是每个人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错峰上班，早来早走，或晚来晚走。只要不耽误工作，上班时间足够八小时就行。有时，员工家里临时有急事，甚至可以在家办公，只要保证工作效率，让直接主管同意即可，并没有像德勤或“四大”那样必须严格遵守的既定考勤制度。那时每天早晨，在公司的茶歇室里还有特意为员工准备的热咖啡和牛奶，冰箱里堆满了酸奶、水果和小甜点。这样，员工们可以在一大早匆匆赶来上班后，在茶歇室里，吃点东西，稍作修整，随后更好地迎接一天忙碌的工作。

2001年9月，惠普和康柏宣布全球合并，借此要整合全球计算机业务。我有幸经历了这次世界级公司合并的税收相关事宜。为了顺利推进惠普和康柏在大中国区的合并，我们专门成立了跨部门的合并小组。我负责惠普全球并购方案在中国区落实所涉及的税收事宜，要及时提供中国税收的相关影响和建议。比如，当时国家税务总局考虑到企业解聘人员可能在一段时间内没有固定收入，对于解聘员工取得的一次性经济补偿收入，可视为一次性取得数月的工资、薪金收入，允许在一定期限内进行平均后缴税，这样的税收优惠规定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轻解聘员工个人所得税的税负。我给人力资源部和财务部讲解对解聘人员补偿金的相关税务优惠处理，协助对解聘人员的离职补偿费进行设计和计算。这对解聘人员的纾困解难，对人力资源的平稳整合起到了促进作用。

在具体并购的过程中，我了解到惠普全球复杂的投资框架。惠普全球的各个区域有二三十层的上下级结构，从最高层的避税地，再到中间层的控股公司及导管公司，最后到最底层的业务运行实体公司，层峦叠嶂，交错综横，形成了惠普全球有效税负最低的投资架构。与惠普全球投资架构相匹配，惠普还制定了全球转让定价的政策和具体规定，我也开始仔细学习和认真领会。在惠普并购康柏的过程中，税务是其中非常重要的考量因素。既要凸显惠普与康柏并购后全球业务整合的优势，还要保证惠普原来既定的全球投资框架和转让定价安排的连续和稳健，这正是我们税务专业团队所要发挥的特有作用和能够做出的显著贡献。

其中，让我感到特别惊讶的是：像惠普这样传统美国高科技企业，也有全球行动前的大动员。记得每次我参加惠普全球并购视频会议时，惠普新上任的全球CEO-女强人卡莉（Carly Fiorina），她都要号召参会人员高呼口号，振奋士气：“We are ready ，We are ready！”（我们准备好了，我们准备好了！）。后来事实证明，惠普的全球并购的确准备的很好，各个部门分工明确，各司其责，专业化强。彼此之间紧密合作，沟通顺畅。我们按照惠普美国总部规划的时间表，有序推进，不到一年，全球并购就得以圆满完成。

在惠普（中国），日常税务遵从的要求非常的细致和程序化。惠普全球都要严格遵循一套完整、规范和复杂的内控、上报制度，要运用企业内部统一的电算管理系统（包括财税模块），进行数据采集，制成报表。而在当时，中国大部分的企业还是人工做账和制表。记得刚开始到惠普（中国），一到税收申报期，我就特别地紧张，担心自己从系统内提取的数据会出错，进而出现多缴税或少缴税的情况。因此，我需要尽快学习和了解惠普内部的电算管理系统，特别是要清楚财务模块和税务模块之间的逻辑关系。即便是了解了数据之间的逻辑关系，但是对纳税数据要有准确和敏感判断仍需要对业务的熟悉和经验的积累。每次我从系统中提取数据、制成表单后，都要与上期税收数据和历史同期税收数据进行比较分析，要弄清楚到底哪些数据有变化，这些数据变化是否合理、有依据？我就会向市场，销售及相关业务部门求证，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也就是说，税务数据最终还是企业业务的客观反映，只有得到业务的充分说明和事实验证，这样的税务数据才是真实和准确的，我们税务团队才能放心和有自信。当时我需要定期、及时地向美国总部税务团队上报相关税务数据并解释相关事宜。其中就有详细的企业所得税核算，我需要将中国的财税差异归集到递延税款这个科目，并对相关差异做详细解释。而在中国，大部分企业的所得税汇算并没有这么细致，我原来也没有操作过。庆幸在惠普美国总部有一个非常专业的税务团队，其中有一个资深的所得税专家，他将所得税会计的培训胶片及相关操作指导都给了我，还不厌其烦地给我答疑解惑并作纠错指导。就这样，在那位资深税务专家和总部税务团队的及时、必要的帮助下，我很快就学会和掌握了惠普总部税务专业线所要求的汇报方式和说明要点。

同样，税务的数据也会影响到业务部门的相关运作。记得当时中国相关税务规定：企业申报资产损失在税前扣除，不仅需要报送资产损失相关资料，而且还要提供有资质事务所的鉴定报告。因此，我们请了一家比较有名的会计师事务所。该事务所按相关程序和要求，选了几个北京惠普的代销点，去实地核实相关资产损失，我没有料到这会随后引发一连串的内部管理问题。有些专业彩色打印机在惠普（中国）的财务处理上，已经做了核销处理。但是我与那个事务所到了选定的惠普代理商门店时，却发现那些已经核销的专业彩色打印机，作为样品或演示机（Demo）完好无缺，仍在被代理商正常使用。这实际上是“账外账”，盘点出的“营业外资产”。这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出我们财务核算和销售管理之间的脱节。我把这个问题反映给惠普大中国区的财务总监和亚太区的税务总监，顿时引起了他们的高度重视，但是却无意中踏入了市场和销售部门的领地，令他们非常地敏感和抵触。随后，我们几个相关部门马上开会，梳理问题，完善和修改了相关管理制度和流程。我虽然到惠普（中国）不久，但是由税务问题引发对惠普（中国）相关管理完善，也算是凸显了税务部门的作用，对公司有所贡献。因此，我得到了亚太区税务总监和大中华区财务总监的肯定和嘉奖，相关业务部门也开始对我刮目相看。

在惠普期间，我还参加过一次别开生面的会议。2001年4月26日，在全国税务系统第十个宣传月里，北京市海淀区地税局组织了一次税法宣传活动，邀请了很多中国演艺圈的知名人士，还有一些著名企业的财税负责人，就“税收与公民”这个主题进行座谈。记得参会的文艺圈大腕有冯小刚、蒋大为、李瑞英、董浩、陈志等十几人。那些与会记者，会务人员、还有税务官员都围着这些明星们，忙着签名和合影，就连会议室的窗户也是挤满了观望的人头。文艺圈和企业届明显分为两界；文艺圈的代表穿的五颜六色，非常的随意和自我。而企业届的代表全是西装领带，非常的正规和低调。我有幸代表惠普（中国）参加了该会，这是我第一次这么近距离地与这些大腕们面对面地交谈和沟通。当时，我旁边坐的正好是冯小刚。我给冯小刚礼貌地递了一张公司的名片，冯小刚接过名片后，马上接了一句：“闪闪的红星，好名字，记住了。”然后他说，他没有名片，向我又要了一张名片，在我名片的背面草草地签下了他的大名，并留下了他的手机。冯小刚还说：“以后想看我的电影，就打我手机”。我对那次会议印象就是一场文艺圈的个人秀。那些明星们一边表态；他们是社会公众人物，要带头示范交税。同时又一边在抱怨；个税太复杂，税负太高，实际上他们的收入并不高，不要总是盯着他们搞新闻。我们这些参会的企业财税负责人本是国家主要纳税人的代表，却都被冷落在了一旁。还是主持人比较客观和理性，打断了明星们的抢镜，提议还是让企业的代表也发个言，说一下…….那次会后，估计冯小刚已经记不起我了，至于冯小刚的手机，我也是非诚勿扰，从来也没有打过。多少年后，社会的舆论导向和大众的热点关切才开始转向那些埋头苦干、精诚奉献的科学家、企业家和各行各业的基层劳模们，想想那次“税收与公民”座谈，这才是应该回归彰显的主题和主人公。

在惠普（中国）那个时期，我非常有幸地赶上了当时欧美企业在中国刚开始的本土化，在惠普（中国）的税务岗位上，我能很早就独当一面，使我得到了企业经理人国际化的规范锻炼和快速成长，更让我体验到了“惠普之道”的企业文化熏陶。在惠普，我发现：只要自己能够被信任、被关爱和被鼓励，其实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闪光的善良和自律，进而被激发出超常的奉献和努力！这就是一个世界级企业基业长青的基因，企业文化的伟大力量！

在我离开惠普很多年以后，我看到市面上流行着一本书，那是当时我在惠普（中国）工作时，时任市场总监高建华先生写的。高总在惠普（中国）工作了15年，最后做到助理总裁、首席知识官。他离开惠普后，将他对惠普的所有感情凝结成了他的书名-《笑着离开惠普》，我想说，我也是。

作者系“一带一路”税收实务资深专家，北京税海之星税务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总经理